（赤壁改变了汉朝中国）
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大一统时期，文化、经济繁荣，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西亚、欧洲、非洲等地的文化、经济交流。当时人们仍席地而坐，室内家具的摆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桌、案的组合。漆木家具已完全取代青铜器，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砖雕、石刻、漆画、帛画、雕塑、版画等资料可以推断，床是当时最常用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卧、眠，逐渐形成了以床为中心的居住方式。汉代床的使用更为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睡眠，甚至朝会、办公等，都是在床上进行的。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总管”和“总书记”各坐在一张榻上。两张榻的形制大小基本相似，两腿之间有圆弧形的拱齿板曲线，榻面上铺有席子。 此外，江苏徐州洪楼村、毛村汉墓画像石上均有独坐于榻上之人，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上也有端坐于榻上之人。河南郸城出土的汉代床榻，呈长方形，有四条腿，长0.875米，宽0.72米，高0.19米，腿的横截面呈方尺状，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上刻有隶书：“汉前大夫常山太傅王俊坐榻”。随着床榻的流行，床榻的装饰也悄然升温。《诗名》云：“盖，铺，铺于床”。可见床幔最早使用于秦汉。 冬天拉窗帘抵御寒冷，夏天用蚊帐防苍蝇。
汉代文学家许慎在《说文》中称床为“坐卧之桌”，明确指出它是座位。还有一种床叫“旷床”，也叫“单座”，显然是供一人坐的。汉代刘熙在《释名?床篇》中说：“人坐卧之处，谓之床，故自成一物。”当时床有两个含义，既是座位，又是床铺。西汉末年，又出现“榻”这个名称，专指座位。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山东嘉祥无梁祠画像石、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都有人坐在榻上的图像。 《释名》云：“长而狭而低者谓之榻，即榻近地面者，小者，独坐，主人无他处而坐。”《通素文》云：“三尺五者谓之榻，独坐者谓之桌，八尺者谓之床。”《后汉书》记载东郡泰宁“冬坐羊皮，夏坐榆板，食菜，买疆外盐桶而食。”床与榻，功能、形式各有不同。床比榻稍高，比榻宽，可坐可卧；榻比床低，比床窄，可独坐，也可二人坐。秦汉时期，仅供坐用，后来演变为坐卧两用之床。
秦汉时期，人们仍保留着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所以桌、案、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桌、案形状各异，大多涂以黑漆或朱漆，并绘有各种精美的花纹，少数还在表面浮雕花纹，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盘、瓶、壶的风格大体一致。汉代的桌子比先秦的桌子要长，有的做成重叠的两层桌，以容纳更多的用具。餐桌多做成方形或圆形（陈平著《中国居住文化》，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3页）。以前曾提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汉代的小座为坪，体型较矮，面方正，四周无棱角。它与相近大小的餐桌最重要的区别是脚的形状：餐桌的脚接近于细长的圆柱体，而坪脚的横截面为长方形，脚间为盆状，比餐桌更能承重。《名言通解?床帐解》云：“坪，平也；以板为制，身平直。”坪上只能坐一人，所以又叫“独坐”。《弼藏》云：“坪，即榻，即独坐于板床上。”《床帐解》又云：“小者谓之独坐，主人无他，独坐。” 河北望都东汉一号墓壁画中有一人独坐于板屏之上（图71）。但屏除了板屏之外，还有石屏，河北省河北省陈村西汉刘潜墓和定县八角郎西汉刘秀墓均出土石屏，后者还配有铜足。
比坪大的座位是榻。《床帐解》云：“长而窄而低的榻，谓之榻，即榻与地面贴近之意。”这里说的榻，是狭而低的，与床相对照。傅谦《通俗文》云：“三尺五的床，谓之榻，独坐之板，谓之坪，八尺的床，谓之床。”（《初学集》卷二十五）按今制，榻长约84厘米，床长约192厘米。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铭文“前汉大夫常山大伯王俊坐榻”，长87.5厘米，与《通俗文》记载的3.5汉尺数字十分接近。当然，这种长度的榻，是不能躺的，只能坐的。 如《高士传》说关宁“常坐木榻五十余年，不张腿，榻已磨至膝下”（《太平御览》卷706）。一人独坐，亦以榻为尊。《世说新语》刘注：方正篇引余林：“（杜）征吴归来，独坐榻上，不与宾客共坐。”《排调篇》：“刘遵祖少时与殷中俊相识，号禹公。禹公引他，独坐榻上。”这些史料虽稍晚，但与汉制应无太大差别。若二人坐于一处，则谓之同床。《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共饮同床。”《诸葛荣传》：“共坐同床。” 汉画像石上有二人同坐一榻的图案，应为同床。至于南北朝时多人坐的连体榻，汉代似乎没有出现（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说》，文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榻除了供主人坐卧休息外，还用于宴请宾客，如《后汉书·徐质传》：“陈范为太守，不接宾客，质来，设榻，去时悬之。”榻也用于会见官员。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上，一位地方官员坐在榻上，三个小官模样的人跪在他面前，手捧牌匾，恭敬地拜拜（《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考古》1966年第2期）。宴请时，榻比较固定，主人独自或与宾客一同坐在上面。辽阳帮台子二号汉墓宴请图（图72），男女主人各坐在一张榻上，中间有一张餐桌，榻上挂着帘子。 他们饮酒歌舞，尽兴而行（《辽阳榜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此外，还有一种很小的榻，榻上装有榻阶，用以踏上大床。《释名》云：“踏凳用在大床前，小床之上，故用以登床。”（林建明等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8-239页）
床比桌榻大，可坐可卧，多为木制。《后汉书》卷706引《后汉书》：“杨茂为东郡太守，夏坐榆木板床。”也有石制的。望都东汉二号墓出土的石床长159厘米，宽100厘米，高18厘米，可容一人躺卧休息。在汉代，床是比榻更高规格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清礼篇》说：“南阳张伯达，邓子敬比伯达小三岁，待他如兄。伯睡在床上，敬睡在小榻上，说是常惧，晨拜。” 大床往往一面设屏风，后设帷幔，合为“屏风帷幔”，山东安丘画像石和辽阳帮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此例（图73）。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今天普遍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人就会感到疲劳，甚至会出现《韩非子·外楚说坐上》中提到的“股痛、足麻、抽筋”等症状。因此，有时不得不坐在桌上，双膝蜷缩在桌下，手肘搁在桌上。这种桌子叫倚桌，其边比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汉的倚桌边往往微凹、弯曲，接近战国风格。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一号墓出土的这种倚桌，桌身两端雕有兔头形，颇为别致。 东汉倚桌的边多为平板，有的设四个格子状足，有的只设一个曲足。这两种倚桌的使用，在浮雕石上可见一斑（图74）。满城西汉一号墓的漆倚桌，木材已腐朽，但有鎏金铜腿，上部有铰链，使腿可向内折起。古乐朗出土的漆桌，有两层腿，下层腿可打开或折起，使桌子高低可调，结构十分精巧。冬季，桌上还铺有织物。 如《西京杂记》卷上载：“汉代帝王玉案，冬覆丝锦，谓之丝案。诸侯皆以竹木作案，冬以细毛为凉席，不许加丝锦。”马王堆一号汉墓散文记载“素有寿衣绣巾”。寿衣绣比丝锦高贵，可见《西京杂记》记载并不完全准确。跪坐于汉代甚为普遍，盘腿而坐、悬足而坐，常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出土的画像石，描绘的是一个男子手执刀子，悬足而坐于桌上的情景（图75）。 这是一种不敬的举动，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孙机，《汉代物质文化图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页）。
席子一般铺在榻、床及室内坐地的地方，席子多用香蒲或灯心草制成。《急就篇》云：“猫，灯心草，灯心草席。”注：“猫，指柔弱的香蒲。是灯心草之名，亦万物之一种。香蒲、灯心草皆可作席，灯心草亦可作席。”席子，即长期睡觉的席子。《汉书?文帝记》记载文帝“以香蒲为席”，以示节俭。《东莞汉记》也记载：“郭旦师从公孙长，敬重他，常以香蒲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墓葬记载：“香蒲席两张，一张带青边，一张带锦边。” 其实出土的蒲席共有四件，其中两件完好，一件长219厘米、宽81厘米，另一件长222厘米、宽82厘米。席子边缘全部用黄丝缠裹，边缘宽约20厘米。据《盐铁论?散备不足》记载，先秦时期，百姓用的是“单张竹席”。所谓“籧篨”，即粗竹席，汉代也盛行。竹席可作床，细者称“簟”。《东莞汉记》云：“商帝命弱平席。”《西京杂记》也云：“怀吉为天子进献竹席，世称留黄席。” 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色泽灰白，呈人字形花纹，用细竹片编织而成（《银川附近汉墓唐墓志》，《文物志》1978年第8号）。除上述草席、竹席外，还有用兽皮装饰的细席。《释名》云：“貂席，以貂皮为席。”《西京杂记》也云：“昭阳宫有熊簪席，皮长一尺余，寝时，皮盖身，观者不见。坐时，皮至膝。内杂以诸香，一坐此席，香气百日不散。”
坐席的礼仪有一定的规定，尊贵的人要有专座。在家庭中，长辈有专座，在教室中，教师有专座，在宫中，皇帝和皇后有专座。在朝会中，为了表彰功臣和高级文人，也常常设置专座。《后汉书?王昌传》说：“王昌为衡野将军，官阶与将军分开。”而《张昱传》说：“张昱为太傅、尚书。邓太后因尚帝刚出生，想让重臣住内宫，便下令将昱与三官分开。” 东汉时期，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监察官员的地位，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他们在朝会时均坐在专门的座位上，故都城被称为“三孤坐”（林建明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页）。
席子铺在地上，可以移动，富贵人家可以坐在八九层席子上。在学校里，讲课时，每人各坐一席，但讲课人讲得有理有据，驳斥别人的理论时，可以占别人的座位。如东汉文人戴平，因能无休止地解释经书，可以坐五十多个席子（《后汉书·戴平传》）。至于普通穷苦文人，如薛惇，“席位已无余”（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汉代尚不盛行悬足坐，因此当时似乎不应有桌椅等家具。但实际上，汉代虽然没有椅子，但桌子的雏形已然出现。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案，上面安放了一个圆底小罐，从其足、面的比例来看，是一张较高的小案（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一张小案，而是“与灶配合使用，放置烹调佐料的灶旁小案”。见《汉代桌子的缺乏》，文博1982年第5期）。但由于陶案是随葬品的模型，其所代表的实物大小难以确定。 四川彭县出土的一块市井画像砖上的方桌，可见桌前人与桌上人正在做生意，从人的身高可间接推断出桌子的高度，因此可以印证（图76）。此桌腿间无支撑，形制较为原始，但与敦煌莫高窟第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相似。
储藏用家具有厨房、柜等。据《论衡·感绪篇》和《史英篇》记载，燕太子丹在秦国被挟持，被要求回国，秦王提出的条件有：“厨房门须木造，有肉足，方可回国。”这里所说的厨房，应是指储藏用的厨房。西周青铜方鼎的底座，往往正面有两扇门，门上铸有门卫，后世的厨房可能沿用这种样式。厨房门上还装饰有断脚人的木雕，故有“满是肉足”之说。《晋书·顾恺之传》云：“开之曾画厨房，正面写书，送桓玄。”也应是这种厨房。辽阳榜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就有大型厨房。 厨房顶部呈屋顶形，一女子正打开厨房门取东西出来，可见里面储藏着一只黑色的罐子（图77）。《广韵上平生诗语》云：“■，帐页，形似厨房。出自陆盖《子林》。可见厨房形似帐幕，与上述壁画相符。日本奈良法隆寺所制7世纪玉虫厨房，仍为屋顶形，至今仍沿用此制。与厨房相比，箱柜多用于储藏更贵重的物品，如《楚辞?齐简》：“玉石同箱。”《汉书?高帝记》：“与功臣，以分符立誓，铁契以朱文，金箱石室，藏于宗庙。” 山东省沂南画像石上有其图像（图78），河南灵宝、陕县刘家渠汉墓均出土过陶箱，这些陶箱的宽窄高低比例十分对称协调，其形制直到唐代才有了很大的变化。
汉代，室内没有天花板，天花板为平面。为防止灰尘沾染在衣物上，人们常在床顶悬挂防尘罩。《名释义?床帐释义》云：“以干盖盖于上，以集尘。”防尘罩又称帟。《礼记?檀弓》郑注云：“帟，小帘，以集尘。”《周礼?牧人》郑宪注云：“帟，平帐。”所以防尘罩最初是平铺在床上的小帘子。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经砖上所见，经师所坐的高床上的防尘罩，绷在有格子的木架上，有向平帘过渡的趋势。所以当时的防尘罩是比较固定的室内用具，平日里不常移动。 如《后汉书?雷毅传》记载，雷毅拒绝收下金子，但“金主待雷毅走了，默默将金子抛在尘罩上，修葺房屋后，便取了回来”。
横挂在室内防尘的叫尘罩，竖立在室内挡风的叫屏风。屏风是独立的家具，与床头附设的屏风不同。《史记·孟尝君传》中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汉代更为盛行（孙机，《两汉物质文化图说》，文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页）
《风素通》云：“屏风，臣以之为帘，文人以之为帘，弟以之为屏。”《汉书?陈献传》云：“万年有病，召献于床下授之，至半夜，献睡，头触屏风。”屏风一般用丝绸制成。《仪礼?锦礼》郑注云，汉代已有丝屏风。屏风上常绘有彩色图画，如《汉书?续传》云，成帝宝座旁有一幅屏风，屏风上绘有商纣王醉坐妲己长夜图。《东莞汉记》也记载，光武帝宝座旁有一幅屏风，屏风上绘有名媛图。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块木造五彩画屏风，长72厘米，高62厘米。 为缩小型，据调遣记载，原为长五尺，高三尺。床上还放置小屏风，这种屏风在汉画中多见。如辽阳汉墓壁画显示，男女主人的卧榻后有屏风，呈折角形（《辽阳发现三座壁画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号）。有的屏风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时，董卓因在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操拔剑而惊醒，曹操遂不遂。
有时，屋内只有屏风不足以挡风御寒或驱蚊，就要挂上帘子。帘子原指马车的门帘，有时也叫“车帘”。《后汉书·贾琮传》：“贾琮为冀州刺史，其兵上车，谓：‘刺史应远观广听，察吉凶，何必挂帘子遮身？’乃命车夫拉下帘子。”后来也用在空屋中，以挡邪气。《史记·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为医，以帘后讲学诵经，弟子分次传授，有的看不清其面。” 《后汉书·刘玄传》载：“更始将政事托于赵孟，赵孟日夜宴饮，与妇人淫乱。群臣欲议事，总是醉醺醺的，看不见，有时止不住，便命侍从坐在帘后，与他交谈。”故《名言志》云：“帘为围之用，故用以遮蔽四周。”《名言志》云：“帐为伸之用，伸而敷于床。小帐谓之斗，形如倒置的斗。”可见，帘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帘是用来隔厅堂、房间的，而帐是敷于床榻之上；第二，帘多为单面，而帐则四面覆盖。 但二者均有遮蔽眼睛的作用，所以床前的“悬帐”，因是横挂的，《名说》称其为床幔。凡有顶的帷幔，即使不敷于床上，也都称为帐幔。《史记·季郑列传》载：“有一次皇帝坐在军帐中，安来禀报有事。皇帝未戴帽子，见安来，便躲进帐中，派人来应报。”这种军帐并非床幔，而是宫中一种有顶的帐幔（林建明等著，《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