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节，我回到湖南、广西，会见老朋友，系统地表达了我从政多年的感受和想法。没想到，这次春运南下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次告别之旅，我所说的话也成为了我的政治遗言。
1987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同志被迫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蒙受极大委屈。 1987年和1988年的两个春节，为了减少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闭门谢客，与家人安静地度过了节日。
1988年底，胡耀邦同志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已经无法适应北京严寒的气候。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南下休养。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休“年假”。
胡耀邦先在长沙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派人从浏阳老家接弟弟胡耀福来。胡耀甫到达时，穿着一件黑色呢子外套。细绒几乎磨光了，上面沾满了黄土灰尘。他背着一个被泥水染黄的尿素袋，里面装着胡耀邦最喜欢的红南瓜、茄子皮、苦瓜条、胡豆豉等。兄弟俩都已是暮年，见面时格外亲切，尤其是胡耀邦想起哥哥为了支持他参加革命、配合他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他终于向哥哥道歉了，说道：“以前的一些事情，我很抱歉。” ”。
胡耀邦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当上总书记后，胡耀甫每次去北京探望弟弟，总是被拒之门外。有两起事件让我受了特别重的伤。其中之一是胡耀邦的老下属。岳阳市领导徐志龙听说耀邦的哥哥一家人都务农，家境贫寒。但他的小儿子胡德子是中学毕业，曾当过兵，有资格入伍。在条件下，德子被安排到岳阳当工人，德子的爱人则被安排到市委招待所当服务员。胡耀邦得知后立即制止，说他不能违反规定，德子还是种地好；还有一件事是，家乡浏阳的领导求救胡耀福进京向弟弟求情，要求国家在浏阳建设更多的项目，提供更多的化肥、钢材等配额。这也遭到了胡耀邦的拒绝。
”以整体利益为重，不允许有任何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裙带关系是小农自私的体现。胡耀甫不理解哥哥的无私，他们几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浏阳仓坊胡耀邦故居，我的弟弟胡耀福一家人一直住在这栋破旧的百年老宅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评为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才搬到这里政府安排的新住所）
然而，昔日的埋怨和不理解，在世间最亲密的真情面前，瞬间释然。兄弟俩多次回忆起童年的艰辛。胡耀邦向侄子诉说父亲和妹妹的苦难时，不禁流下了眼泪。胡耀甫在长沙陪胡耀邦呆了两天就离开了。上车时，胡耀甫突然眼含热泪地说：“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面呢！”胡耀邦安慰他说，前途还很长，机会还很多。没想到，胡耀甫的预感很准。这是两兄弟最后一次见面。
听说胡耀邦来长沙，湖南各界知名人士以及来长沙出差的北京领导同志纷纷前来参观。胡耀邦也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深入座谈。这也是胡耀邦最后一次系统地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将此视为他的政治遗言。
在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尚通交谈时，他说，“如果上层有好人，下层就会很坏”。我们的政治生活长期以来缺乏民主，容不得同一意见。此外，“四人帮”等左翼投机分子也实行服从。 “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策略，导致党内奴性思想广泛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时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人是“奴隶”。 “奴隶主”，但从古至今，“奴隶”一直存在，奴隶制的思想也一直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胡耀邦说，由于我们党还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未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一些自然科学专家（指黄万里等人）甚至因反对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水库而被划为右派。胡耀邦接着说，党内有两个人是他最敬佩的人。一个是姐姐陈少敏，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坐在他旁边，没有举手开除刘少奇的党籍；第二个是1976年当选的廖承志，他和廖一起出席吹风会，听取政治局关于处理“四五”和邓小平的意见。整个过程廖坚持不鼓掌。胡耀邦感叹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选举廖承志为国家副主席，但他还没有去世。
胡耀邦表示，要让大家敢于发声，克服“奴隶”心态，以善抑恶，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分散监督，保护不同意见。我们有代表大会、有纪委、有监察部，但如何形成真正的监察力量值得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最关键的是党自身的改革。这是最难开始的一点，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胡耀邦还感慨地说，虽然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我们还是要服从多数人。大跃进到现在的实践证明，任何违背社会大多数人意愿的政策都会失败。结尾;我们总讲“民主集中制”，但谈集中就不能不谈民主。我们只能集中权力，而不能集中意见。相反，我们以中心化的名义，强迫每个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胡耀邦随后对朱尚通说，你是教育部长。对待学生不能用高压、残酷的手段，而要以理服人。虽然毛主席强调要同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但现在有人说“土改”、“镇压反革命”会杀死学生。人太多了，但他一直很保护学生，对于学生运动他也一直积极发言。
胡耀邦还关注当时蒋经国在台湾实行的改革。朱尚通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谭廷锴的秘书。他1949年后去了台湾，对这个问题很了解。胡耀邦说，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儿子，但他亲民务实，与人民融为一体，顺应民意进行了多项政治改革，因此被人们所铭记。人民。
胡耀邦还关注蒋廷黍等人对中国文化“大同思想”的反思。他说，大同思想有好有坏，但它很容易把我们引入乌托邦主义和平均主义。我们很多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真正理解马列主义，因为它是符合大同思想的。过去的许多“左”倾错误，都是由于平均主义的错误造成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突破。不然大家就一起穷了。 ，没有进展。
省政协副主席杨迪夫（经济学家杨小凯之父）与袁学智、胡耀邦都是老熟人、老同行。胡耀邦两次邀请他们一起谈话。当袁学智感谢胡耀邦对湖南平反冤案的支持时，胡耀邦说：我们要光明正大，敢于面对事实。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是错的。封建时代的皇帝还能颁布法令来惩罚自己，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能严格要求自己吗？孟子不是说过“以德劝人者，心悦诚服”吗？
他还感慨地说：平反冤假错案阻力很大，领导必须下大力气做好。没有务实和坚持的精神，是不行的。如果只顾党和自己的私利，那么承认错误是很难的。很难，如果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承认错误并不难。
在谈到中国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时，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不够，独裁和无知太多。未来的出路在于“民主”和“科学”。杨迪夫补充道：“还有法治。” ”胡耀邦说：“法治当然也重要，但没有民主分权，没有制衡，人民没有权力监督，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我们为民主和科学奋斗了70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力量。需要继续努力。 ”
（胡耀邦故居前杨大夫手书的石碑，刻着胡耀邦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最后思考）
此时，湖南省委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活动，北京的许多重要人物来到长沙。有一天，一位原中央书记处书记来访。此人与耀邦共事五年，却一直刻意阻挠改革开放，甚至多次做出深深伤害胡耀邦的事情。胡耀邦仍然热情接待他，并长期陪伴在他身边。聊了两个小时。客人离开后，保安秘书询问他们聊了什么。胡耀邦说：“他劝我一起灭赵。”保安秘书随口道：“那就好，就是报仇而已。”没想到胡耀邦勃然大怒：老李，没想到和你相处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狭隘。赵是我们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我们必须保护他并与他团结。我们绝不能找个人借口。如果你被迫做出损害大局的事情，你这样挣扎下去，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
于光远、胡继伟听说他住在九座，也来探望。于光远带来了他的新作《“新民主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该书长达两万多字。胡耀邦读完后，认真给于光远打电话，谈了近一个小时。胡耀邦非常同意广元的观点。他说，我们过早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路线，偏离了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科学判断，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首先，我们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代替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达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地步，这使得我们继续犯错误。现在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常好。
省委书记熊清泉、省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志国多次看望胡耀邦，并与他一起庆祝1989年元旦。这两个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与华国锋长期合作。胡耀邦告诉他们，你们去北京要经常看望华国锋。华国锋为湖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们不能忘记他。几个月后，胡耀邦去世。华国锋前往会计系胡同之家吊唁。他心碎了。
（胡耀邦、华国锋（左二、左三）1965年共同登上井冈山）
在长沙培训期间，胡耀邦还应邀参观了张家界武陵源和岳阳洞庭湖。胡耀邦已经很久没有在电视上露面了。当游客发现他时，他们非常兴奋。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陌生人来迎接他。大家不断喊着“总书记好！”他不厌其烦地和大家握手，认真地说：“我不再是总书记了，最好叫我耀邦同志。”关于合影，胡耀邦也回应了要求。保安人员从安全角度劝阻了一些人。胡耀邦说：“不用担心他们，相信我们的人民。”
春天胡耀邦回京后，原书记罗瑞卿、时任全国政协法工委副主任王忠芳等人前来探望。胡耀邦讲述了他回到家乡联系群众的情况。他感慨地说，有两件事是他没想到的：一是他没有想到我会担任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我在党内担任最高职务，但胡耀邦仍然是胡耀邦。他的能力并没有因为我的地位提高而提高。其次，没想到辞职后，这么多人不会忘记他。
（胡耀邦在岳阳楼前与游客合影）
胡耀邦在长沙的最后一站是参观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四个大字是宋真宗手书。他说：“这位皇帝治政不突出，但很重视办学，他所写的《励学诗》也很好。”陪同的省委副书记刘征、湖南大学校长翁祖泽请胡耀邦为其题词。翁祖泽建议写《千年大学》。胡耀邦想了想，说，我们写“尊重知识”吧！说完，他用墨水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四个字，并且故意不花时间去签字。当大家提醒他时，他解释道：“无论何时何地，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必须受到尊重。我不写时间，只是提醒大家。”
（胡耀邦为岳麓书院题词，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题词）
在长沙，胡耀邦思考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他曾雄辩地说：“知识分子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也愿意提出意见，这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是执政党，掌控着国家的权力结构。如果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听取如果不完美，我们就去粗取精，不正确的也可以讲道理，讲道理，但是不要听。说服”。
1989年元旦前，胡耀邦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才得救。此时长沙天气越来越冷，医生建议他去温暖一点的地方继续训练。胡耀邦因此选择了人口相对较少的南宁。鉴于他在湖南公开露面引起的巨大轰动，他到广西后就关门迎客，不再四处走动。但胡耀邦仍然十分关心广西的发展，并会见了60余人，了解广西近年来的新情况。
与胡耀邦见过面最多的人是广西自治区主席魏春树、广西共青团原领导人孙宏权。胡耀邦同志多次强调反对“左”倾的重要性。他指着自己的头说：我在中央苏区与“AB团”作战时，感触很深（意思是我差点被当作叛徒处死）。我当时是延安的一个七岁孩子。 2008年，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他，就遇到了多起冤假错案、处分人的案件。我们不能乱杀人，不能乱刑。即使人真的犯了错误，我们也必须找到出路。
”先念同志，你们过去的合作很好，你带头去看他吧，别人不敢去！对了，李先念同志去看他，其他人也去吧。”胡耀邦还说：尽管别人反对，我们还是给高港的“五虎将”重新分配了工作，而且他们的职位也不低，而且干得不错（张秀山担任农委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郭峰任辽宁省委副主任）党委书记、马洪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作者注）。人们已经改革了二十年、三十年了，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
胡耀邦也关心当时的经济改革。他不赞成1988年的价格突破，认为这可能会导致社会危机，这也正是他所预料的。这种不满，加上几个月后他去世的悲痛，共同造成了共和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胡耀邦还表示，现在有些领导人认为老百姓不满意，说他们“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妈妈”。我不同意这种批评。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吃肉，但能吃肉的人也不能吃肉。你不能堵住人家的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
春节即将到来，胡耀邦心里一直惦记着1984年除夕夜到永宁县考察的两位壮族老农民杨振怀、于正轩的情况。腊月二十八日，他询问道：南宁市委的同志派车给这两位农民送去。一位老人来到招待所，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胡耀邦见到他们很高兴，询问家里的饮水问题解决了吗，村后荒山绿化情况怎么样，去年粮食生产怎么样，春节购物怎么样？去。他还记得于正轩一家是十七口人的大家庭，并没有离散。他还询问他和他的孩子们，他们的家人现在是否分居，分居后过得怎么样。
两位老人告别时，还羞涩地要求与胡耀邦合影。考虑到胡耀邦身体不好，随行的县委书记说总书记需要休息，大家就拍个合影吧。但胡耀邦说：“还是民主一点比较好，如何拍出好照片，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最后，胡耀邦单独与大家合影留念。
（胡耀邦回京前与广西有关同志合影）
3月份，两会即将召开，胡耀邦需要返回北京出席两会。大家请广西区委和宾馆里能见到胡耀邦的人为他们题词。有一次，五十本画册一下子送到了宾馆，秘书就说服他们在其中两本上题字。胡耀邦说他们已经带来了，他好意思拒绝，所以他决定一一题写。
这些天一直忙着照顾胡耀邦的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钟家佐在耀邦出发的前一天也带来了签名簿，请耀邦在上面题写。钟家佐为人正直，受过良好的教育。胡耀邦想了想，给他写信说：“我之所以有重症病人，是因为我怀孕了；而我没有怀孕，有什么麻烦呢？”。这是《老子》里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时时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利益；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时时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利益；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时常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利益；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时常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利益；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时常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利益；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时常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利益；我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时常考虑自己的荣辱和利益。没有自己的荣辱观、利害观，何愁祸患呢？这是胡耀邦最后的题词。这不也是他内心世界和人生选择的反映吗？
1989年3月14日，胡耀邦离开广西返回北京。 32天后，他再次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次春运南下，成为他人生的告别之旅，对国家该如何发展的忧虑也成为他最后的政治话语。
（胡耀邦生前在坚持中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拍摄者是杜修贤）
【参考】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表》（1975-1989）
盛平：《贵州山水行》（上、下）
曼美：“思念依然绵绵不绝——缅怀父亲胡耀邦”
张立群等：《胡耀邦传》（第二卷、第三卷，未发行版）
新华社原社长曾剑辉：《早春探访云南：看望胡耀邦同志的随笔》
广西自治区原主席魏春树：“1984年春节到来时：陪同胡耀邦总书记两三次视察广西”
孙宏权：《最后的对话》
温家宝：“重游兴义，忆耀邦”
杨迪夫：《黄沙都吹起来——杨迪夫自传》
胡耀邦前书记刘崇文：《胡耀邦同志的最后日子》
以及《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钱江关于胡耀邦返回岳阳的一系列采访，以及贵州日报原总编辑刘学柱、原新华社深圳分社的谈话记录和照片何云华董事长视察胡耀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