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防线之旅
2015年9月6日至11日，短短六天时间，我们在河北、河南两省驱车一千多公里，从北到南经过雄县、保定、清原、定州、正定、石家庄、赵县、邯郸、大名、安阳、汤阴、濮阳等11个县市，参观了从古代到现代的37处文物古迹。有颛顼宣宫、殷商、五帝三代猷李文王占卜之地，有战国中山王墓，有汉代中山王墓，还有曹操高陵、儒教子路庙、佛教隆兴寺，还有近代的陆军军官学校和袁世凯大总统墓。 至于宋代，这里有定州开元寺塔、徽宗大观碑、汤阴岳飞庙、安阳韩启日金堂等12处宋代遗迹。可以说，这是近年来最过瘾的一次古迹游。如果我是穿越回三千年前的越人，仅凭这一趟，我就会彻底臣服于中原文化。但2015年，只觉得无数的历史文化符号堆积在眼前，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自己的怀旧之情。
为了抵抗旅行中的空虚感，我开始反思，旅行中是否能比书本更生动地体会历史的脉络。如果宋代之旅的意义不在于为史书提供注脚，而是试图发现不同于文本的历史理解，那么，这次旅行，我能发现一个怎样的宋代？
此次寻宋之旅的最南端濮阳，是宋朝的澶州，当时黄河流经此地。这里是辽军南进的极限点，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就在此结成。宋辽边界随后确定，以白沟河（今拒马河）为界，意味着雄州、巴州成为宋朝的北部边界，而雄州则是此次寻宋之旅的最北端。从今天的地图上看，宋辽的战场或防线分布在今天的河北、山西两省。河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除北宋外，河北地区并没有分布任何长治王朝的国防线。宋朝领土的这种特殊性，意味着此次寻宋之旅，其实是一次太行山东面的宋辽国防线之旅。 在今天某本中国战争史书中绘制的《宋代抗辽三道防线》中，宋代第一道防线越过太行山，包括河北的巴州—雄州（县）—绥城，山西的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第二道防线在胥州—赵州（县）—沧州一带，第三道防线在胥州（河北）—大名—亳州（聊城）一带。突破这三道防线，辽军便可在冬季直抵冰封的黄河之畔的澶州。
如今的宋辽防线上，还能找到多少宋辽战争的历史遗迹呢？前文中提到的定州开元寺塔（注：指《开元寺塔下悲喜》）虽名为“预敌塔”，但毕竟是和平年代所建，宋代文献中也没有“预敌”一说。另外，如果不考虑城墙遗址，可能就只有雄州古坑道和濮阳回鸾碑了。
历史记忆是一场超越时空的权力游戏。如果说历史书写是通过刻意呈现和隐瞒来设下陷阱，那么各类历史古迹，则纯粹是一场霸占历史记忆的阴谋。相较之下，古坑道与回鸾碑的历史记忆则颇为暧昧。古坑道掩埋数千年，部分因水患而露出水面。虽然多数专家愿意相信它是宋代战争遗迹，但关于它的具体功能，众说纷纭。回鸾碑据说是澶渊之盟的唯一实物证据，但并不方便对外公开。
2.雄州古战道
从定州开元寺塔到达雄县将台路，已是下午四点。这里是当地的装饰材料市场，有很多店铺出售木门、天花板、瓷砖等。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有一座店铺大小的仿古城门建筑，由石狮守卫。城门处是国家级保护古迹“宋辽边防地道”，“城门”上写着几个金色大字“宋辽古战道”。
雄州
宋辽古战场
进入景区只是一片绿地，东、北两侧建有凉亭，作为坑道的出入口。与第三天我和老沈在冉庄参观的抗战时期的民间坑道相比，砖砌的雄县古坑道显得整齐、宏伟。明洞坑道内装有照明设施，处处还立有“思神洞”、“兵马洞”、“光明处”、“休息处”等标识，游览起来并不需要太多时间。景区墙壁上还贴有与古坑道有关的图文说明，有的说雄州、霸州坑道相连，绵延60公里，有的说这条覆盖数千平方公里的古战道是杨家第二代战神杨六郎（杨延昭）修建的。
亭子为隧道的出入口。
古老隧道
关于河北“松辽边道”的考古报告、研究论文、新闻报道已经不少，甚至还专门召开了学术研讨会。结合各方面信息，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容易让人混淆的知识点：
1、分布广泛。河北境内砖砌古坑道分布在永清——霸州、雄县、礼县、邯郸一带。澶渊之盟后永清归属辽国，霸州、雄州、礼县处于或接近宋朝抗辽第一道防线，邯郸处于第二、第三道防线之间。
2、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河北古坑道始建于宋代，但当时没有记载其修建时间。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能是清代地方志，其中其实有古坑道被重新发现后的描述和推测。
3、证据可疑。据说，古坑道为宋代所建，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坑道内发现宋辽两代瓷器。但目前并没有相关瓷器的发现、鉴定信息，也没有实物照片，网上甚至有人怀疑这些瓷器是发掘时人为带入的。
4、年代不详。多数人认为宋辽边境的古坑道修建于澶渊之盟之前，也有学者认为邯郸等南方地区的古坑道应修建于宋金战争时期。也有少数人认为，它们可能是元、明两代富人避战的地方。
5、形态不明。各地考古报告对古坑道的构造形态都有描述，但分散在多处的古坑道难以作为大型军事工程。清代地方志记载霸州、雄县两地的古坑道相互贯通，据说勘探工作证实了这一点，并为古坑道赢得了“地下长城”的称号，但相关勘探报告似乎从未公开发表。
6.功能不明确，有秘密运输、偷袭、避难等多种猜测。
7、修建者不详。一般认为这些古坑道是宋代军事工程，但永清划界后归属辽国，因此永清坑道的修建者可能是辽国军方；而邯郸古坑道则被认为是南宋抗金军队，甚至是金朝抗元军民所建。
8、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不完全相符。杨六郎（杨延昭）一统三关的故事在雄州广为流传，因此当地人称古坑道为杨延昭所建，并用于击败辽军。但杨延昭在河北前线的宝州（保定）、秣州（今任丘）服役，他指挥的战役，包括著名的冰城计、阳山伏击战等，大多发生在遂城（今保定）。这些地方确实离雄州、霸州很近，没有证据可以排除杨延昭修建古坑道的可能性，但从理论上讲，雄州、霸州的军政长官主持这项工程的可能性比杨延昭更大——如果古坑道真的在北宋时期形成的话。
9、永清、雄县等地对古隧道旅游进行了多种尝试，但总体上还不算成功。
与古代隧道相关的插图和文字
杨延昭塑像
以上信息并非意在揭露今天对古坑道描述的缺陷，也并非意在还原比以往专家观点更为精妙的古坑道“真相”。第三天我们参观的冉庄坑道战纪念馆是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理念与传统截然不同。对比之下，不难发现，无论是宋代，还是整个古代中国，虽然汉文化中也有忠义烈士的庙宇，但为战争本身而竖立的纪念碑却寥寥无几。“战则不祥之兆”是司马迁开创的战争史叙事基调，甚至有人认为古代史书中对战争史的叙述只是文人史学家的任意想象。如今雄县古战道的暧昧不正是战争文化晦涩的生动写照吗？ 宋代北部边境发生的无数战斗故事，或许只配作为“野蛮”的民间传说流传，将士们的战斗激情在史书中的地位，也与长期被压抑在地下的古代战路颇为吻合。
3. 常州回銮纪念碑
9月6日游览定州开元寺塔、雄县古战道后，经白洋淀赶往保定。9月7日至8日游览了保定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大慈阁、天主教堂、满城汉墓、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9月8日中午赶往清原县冉庄参观地道战纪念馆。下午16日至17日赶往正定县参观一寺四塔（隆兴寺、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须弥塔、临济寺城灵塔、广惠寺华塔）。9月9日9点在石家庄参观河北省博物馆，深受震撼。 下午我们赶往赵县，参观了宋代陀罗尼经幢、大观圣座碑、柏林禅寺塔，游览了著名的隋代赵州桥。9月10日上午，参观了大明的狄仁杰寺碑、宋代大观五礼碑、朱熹著经碑。下午在濮阳游览了齐城遗址、子路寺、颛顼玄宫后，终于到达了这次寻宋之旅的最南端，寻找濮阳玉井街与新华街交叉口的回鸾碑，据说这是濮院盟会唯一的遗迹。
澶州
找到回鸾碑的时候，我们满脸绝望。宏伟的屋式大门上除了挂着“回鸾碑”的匾额，还挂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喜欢老城”的横幅。门角堆着一堆水泥袋，但大门紧锁。绕着城墙走了一圈，我们才发现，这里正在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施工，墙上贴着暂时闭馆的告示。我们接受不了，便心急如焚地敲门，好心的建筑工人同意让我们进去参观。进去之后，我们看到了两座亭子，靠近门的亭子里就是宋真宗饮水的所谓御井，远处的亭子里就是所谓的回鸾碑。其实一共有三块碑，中间的一块是原碑，碑文已经严重破损。 左碑为1978年当地政府根据拓片复制而成，右碑为民国年间《回銮碑》诗，三块碑均有玻璃罩保护。
华丽的房屋式大门
回銮碑
回銮碑的内容是宋真嵩亲笔所写的御制诗《契丹出疆》。据嘉靖开州志记载，诗中写道：
我心系百姓，暂时停下军车，出征的旗帜在情日里鲜艳，利器在秋霜里熠熠生辉。
精兵忠义，蛮夷逃亡北荒，坚冰融化巨浪，柔风汇聚嘉祥。
继续保卫边疆，共度小康。天佑吾民，旗开得胜，龙腾飞。
碑亭前石碑上写道：
此碑立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为宋辽澶州之战、澶渊之盟纪念碑。因碑上刻有宋真宗所作、宰相寇准所题的《契丹出征诗》（又称《还宫诗》），故称“契丹出征碑”或“还宫碑”。
本文存在两个严重的思想错误：第一，此碑并非宋真宗景德元年所立，而是至和二年（1055年）所立；第二，此诗不仅是宋真宗所作，而且是其亲笔所写。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濮阳市文化局等单位在濮阳联合举办“纪念濮院条约签订10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其中，李锡厚教授发表《论《澶渊之约》不是《城下之约》》，从此澶渊之约的基调由屈辱退让转变为开创太平天下。濮阳市龙文化研究会郭爱民先生发表《宋代“契丹出境”碑商榷》，指出回鸾碑为寇准所撰、景德元年所立的说法，出自濮阳县革命委员会1978年重修碑亭时所写的《回鸾碑导言》，并根据《玉海》等史料，厘清了濮阳回鸾碑的来历。
澶渊之盟成立后，宋真宗在澶州与群臣宴饮赋诗，并令群臣应歌，随行的翰林学士杨懿也在其中，纷纷留下诗文。但宋真宗即位后，却没有将诗文留在澶州。四十多年后，庆历八年（1048年），宋真宗之子宋仁宗携近臣、宗室成员，来到先皇纪念馆龙图阁、天章阁，观赏宋太宗友义藏和宋真宗亲征澶州时所作的诗文。 七年后（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下令将宋真宗还宫前所作诗文，交由澶州府保管，并刻石珍藏。两年后，又令宰相文彦博以篆书题写碑文。现今所见的还宫碑原石已残破，文彦博的篆书题写也早已佚失，但无论如何，还宫碑与寇准并无直接关系。
1945年，陈毅奉命调任时，路过濮阳，写了一首《秋日过濮阳，月下与人谈毛主席飞往重庆》。其中有一句“能把赌注全部押在寇莱身上，真好”，寇莱指的就是寇准（寇准被封为莱国公）。在历史书写中，寇准在濮院之盟中的作用太过突出，也太过戏剧化。几乎是他把宋真宗拦在黄河对岸，说他当初执意要收复燕云，不同意和谈。虽然个人品德有瑕疵，但文人评价寇准“忠君一世”。既然如此，濮阳应该为寇准立碑立像，以示纪念，但这在宋廷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宋真宗还位时所写的“续边安宁，共享小康”一诗，指出了澶渊之盟对两国人民谋求和平与繁荣的重大意义，但宋廷从未为此立下像唐藏结盟碑那样的纪念碑，官方史书甚至有意省略了结盟的内容。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感叹“不知《真宗实录》为何不记景德元年所写的誓词”。由此可见，宋朝军民对澶渊之盟是否值得隆重纪念，曾存疑虑。四十多年后，宋仁宗下令在濮阳刻下宋真宗的诗，这或许只是儿子对父亲那段饱受磨难岁月的私下追忆。
四、保定古莲花池宋代碑刻二方
事实上，在保定古莲池内意外发现两块宋代石碑，让历史文物与权力游戏之间的关系更富有意味。
宋代的保州紧邻国境，清代的保定是直隶省的省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保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和老沈在保定住了两个晚上，游览了各个景点，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蒋百里就是我们的老乡。军官学校毕业生们的不同事迹，让人感慨万千。不过，最有看头的还是古莲池，它不仅精巧秀丽，而且不同时期的历史遗迹堆叠在一起，从金元时期的雪香园到明代的水监署，从雍正时期的莲池书院到乾隆时期的宫殿。1948年保定解放后，市政府对古莲池进行了整修，把城内废弃的庙宇、祠堂、衙署的石头运到古莲池上。 还大量立碑为石，如今一些石碑已被整理保护起来，所以古莲池也是一片小型的“碑林”，如这里有“名震天下”的冯玉廷将军（冯玉祥的父亲）的墓碑。
古莲花池
在与宋代毫无关系的古荷塘里，我们还发现了两块宋代石碑，一块是熙宁七年（1074年）的《送别钦差保州使曹琰诗碑》，另一块是元祐四年（1089年）的《送别调护保塞使李全诗碑》。两块碑上都记载了文人为送别保州武将而写的送别诗。曹琰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儿子。送别诗的作者不详，而为李全写送别诗的文人中，就有非常有名的蔡京。这些石碑表明宋代边疆武将非常在意与文官的交情，可见宋代边疆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士大夫气息。
题词
不过，现在看到的诗碑并非原件，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复制品。原碑也在景区内，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修建石桥时被砸断，并被搁置在乱石之中。两块诗碑的历史也充满坎坷，这大概就是文治与军事功绩命运变幻莫测的一个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