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1916—1996），字德厚、耕望、贵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史学家，以研究中国中世纪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闻名。严耕望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是钱穆最得意的弟子。
闫耕旺
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齐鲁大学中国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唐代交通图研究》、《唐侍郎商承郎表》及其名作《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等7部著作，40余篇论文。以治学严谨著称，被余英时称为“中国史学界朴实之典范”。
——百度百科词条“颜更旺”
严耕望三本史学、世纪文艺著作
颜耕望（1916—1996），字桂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世纪政治制度、历史地理等。著有《两汉太守巡抚表》、《唐代侍中尚书宰相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下）、《唐史研究文集》、《唐代交通图研究》等。
——《史记文经·史学三书》（修订本）
钱穆对颜耕望的评价是：“近二十年来，大陆少有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发表著作之人，唯吾兄能淡泊孤寂，不致使人叹无秦人也！”
“四大史学家”的提议
1983年，严耕望提出“四大史学家”的概念，至今已成为共识。这一概念认为，陈垣、吕思勉、陈寅恪、钱穆（陈垣、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代表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们都出生于19世纪末，正值天翻地覆的时代，既有深厚的传统学功底，又受新思潮的影响，个个成为一代宗师。
四个家族的不同性格
史学大家陈垣（1880—1971），字元庵、元安，广东江门新会人，著名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师从朱廷（钱大新）、丁林（顾炎武）、谢山（全祖望）等。
陈元故居位于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塘下镇石头村
吕思勉则恰恰相反，他生性怀旧，早年在江浙一带的中学任教，成名后却为世事所束缚，拒绝了胡适北上的邀请，将自己禁锢在学术氛围冷淡冷漠的上海这个孤岛上，除了黄永年以外，他没有机会教给任何一位世间才俊，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中国通史（彩色插图珍藏版），中华书局
陈寅恪的背景最显赫，名声最大，他与老师的恩怨也最惨烈。他的大弟子周一樑“毕竟是个读书人”，加入了“梁效”写作团队。晚年双目失明、跛足的陈寅恪几乎与这位学生断绝关系。王经奉命南下游说老师北上就任。两人大吵一架后，陈寅恪才说出了“中古史研究所可以不搞马列主义，不搞政治”的著名回答。唯有研究敦煌的王永兴和研究荆楚史地的石泉，一直兢兢业业，延续着陈寅恪的学术血脉。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出版社
钱穆成名虽晚，且始终被以傅斯年为首的留学生鄙视、打压，但他的弟子弟子却是最优秀的。钱穆在1930年代的北京并不受待见，每次讲学“几乎如同登上辩论台”，反而意外地在武汉大学获得了颜耕望。49年后，他亲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得到了流亡学生余英时，通过他把自己的知识带到了美国东岸。余英时培养的黄进兴、罗志田、陈若水等学生，如今都是事业有成，在海峡两岸学术界占据着重要地位。更为可贵的是，钱穆学派的学术研究始终延续着某种共同的宗旨：以思想史为中心，理学、修辞学、考据学并重，将强烈的现实关怀融入历史研究之中。
中国通史，天地出版社
王耕先生的学问格言
对于学术研究，王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代以来，学术工作日趋复杂，进入了分工专业化的道路，但必须具备相当的学识，历史研究尤其广泛，难度大。我个人认为，如果想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上，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上下功夫是不够的，尤其要从日常生活、生活修养等方面来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粹的‘学术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能够做到：随时努力工作，生活自在。”
颜先生与吕思勉、钱穆并称“史学二陈”，其实他本人的学术成就也十分可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颜耕望史学著作集》收录了颜先生的代表史学著作《两汉太守巡抚表》、《中国地方行政史-秦汉地方行政》、《中国地方行政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唐侍郎商成郎表》、《唐代交通图考》、《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图稿》、《隋唐通济渠考》和《颜耕望史学论文集》（后两部即将出版），涵盖了颜先生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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